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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县那些人

8/11/2015 浏览量:177

       福伯从不舍得吃肉,他买了一大袋挂面,每天掐准2元钱的分量扔进锅里煮,再加上一把自家的菜,可以管饱早、中、晚三顿。白面与蔬菜的味道日复一日地飘荡在他不足5平米的房子里,福伯脸上布满了隐忍的菜色。

       福伯几乎未曾得到过儿子的接济,D县的儿子们似乎大都有不赡养父母的“通病”,这不是因为大城市年轻人那房贷缠身的生活压力,而是由于“儿子们”连自己的基本生活开支都难以应付。他们十有八九没有固定工作,靠打零工为生,如果有活干,每月能赚两三千,老板的生意一变差,他们就只能赋闲在家,吃着前几个月攒下来的工资。

             

       季节性失业就这样困扰着隔壁的中年人阿祥,他跟着开发商做批发零售,每年只有6个月能揽到活。阿祥一年勉强赚一万五,好在老婆在化工厂有份固定工作,一年下来,夫妻二人能把吃穿住用的开支给应付了。2万块钱的银行账户余额(不包括定期存款)让这家人在这个贫困县显得很小康,至少远远强过福伯一家,但阿祥的老婆仍然发愁:儿子今年刚从职业技术学院毕业,5年之内,家里怕是没钱给他结婚。

       燕姐的男人也曾是一个临时工,在D县的工地上搬砖。燕姐身体不好,没有出去工作,她男人便是全家唯一的顶梁柱。然而,2008年,燕姐的男人在工地里意外遇难,全家的经济支柱瞬间崩塌。工地老板给了燕姐一笔抚恤金,燕姐用这钱办了丧事之后,买了一间房子。“她家原来根本不可能买得起房,现在的房子是用她男人的命换来的啊”,认识燕姐的人说起这段故事,止不住地叹息。

        中年人的生活无论如何艰涩,听起来却还是有些希望,而崔老太却觉得生活几乎接近绝望。几年前,她因为很久没有拿到养老金,一心去京 城上访。然而刚到北京,几个大汉就把她强行劫下,将她押回老家,抢走他和老伴的包,包里有两人的身份证。那些人还专门在崔老太门前搭建起一个帐篷,日夜看守着她。一天,她老伴儿出门去办身份证,意外发现有个人骑着摩托车跟踪着他,老头估摸着这人是为了阻拦他去公安局立案。在路的另一头,几个小混混模样的学生冲进了崔老太家,将她暴打一顿。60多岁的崔老太身体本就不好,这次直接被打成脊椎错位,接近半瘫,做手术花了十几万,腰间还订上了一块很长的钢板。全家人去政府闹了很久,政府最后只赔了5000块钱。

        崔老太说自己命不好,在遇上这桩祸事之前,还被人放火烧过后院。那天,有几个小孩子慌慌张张跑过来,对她大喊:“崔奶奶,你家后院烧着了!”崔老太顿时一惊,飞快地提起两个水桶,奔向后院救火,在一番手忙脚乱之下,火被扑灭了。然而,当她清扫后院灰烬时,却扫出一幅遗像,她起初吓了一跳,定睛一看,遗像上面的人是隔壁王老太的婆婆。原来,王老太的婆婆已经过世三年,为了避讳,王老太不愿再把遗像放在家里,就偷偷把它扔进了邻居崔老太后院的竹林里,还放了一把火。后来,有几个小孩子告诉崔老太,他们看见王老太放火,她还趴在窗户边,看火势有多旺。

        D县坐落着许多低矮的红砖房和逼仄的筒子楼,却也专门划分出一块公安局家属区。某局长的夫人李太太就住在里面。李太太虽然年过五十,却驻颜有术,看起来只有四十来岁。她家铺着玫瑰色的毛绒地毯,墙上挂满了她年轻时的艺术照,笑靥盈盈,很有情调。平时,局长出去上班,李太太就在家里聊QQ,聊微信,邻居9:25去找她,她正在和别人视频聊天。前几个月,她刚给女儿在省城买了一套房,价值190万。

        D县虽是个贫困县,高铁站却造得宽敞大气,平整宽阔的公路向三面延伸开去,出租车司机载行李时都不用关上后备箱,因为行李绝不会抖落下来。“政企联合,打造新型城镇”的标语飘扬了一路,中韩合资的工厂和乳白色的风力发电机在游人触目可及的地方神气地矗立着,而在那隐匿于县城深处的小巷里,庸常的世俗故事也日复一日,兀自缄默地轮回着。

              

 

       跟访手记:

       这篇文章可能看起来像是小说,但文中的每个人、每件事、每个数据都是记者实地走访之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因此,这就是一则纪实报道,白描了D县的真实人事。

       之所以选用小说体,是因为走出校园后,我发现了真实的人间百态有时比小说更要荒诞凄恻、令人咋舌,“假作真时真亦假”,城市的表象往往掩盖了这个社会冰山下的“十分之九”,逐渐钝化我们的认知。我想,这可能也是CHFS和CMES的创立意义之一:把大学生从玫瑰色的幻想或无病呻吟的忧郁里拉出来,去睁眼看看这个真实而复杂的社会。

       作为这次大调查的跟访记者,我感激在行程中收获的广阔眼界和思考能力。打个比方,我从前在新闻里看到“用工难”,会简单地认为是“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但通过实地走访,我发现很多企业实际上并没有我想象中那样旺盛的招工需求,相反,经济不景气,企业利润下降,而工人的福利和待遇上调,企业主面临的是劳动力成本上升而带来的“难”,这个成本可以是新增的,也可能是原有的,我原先粗浅的认识得到了细化和深化。

       前几天,我们陆续发布了一些文章和微博,本意是反映我们所踏足城乡的经济现状,我们所描述的贫穷或荒诞,都不是故意夸大,而确实是亲眼所见的。

       对于象牙塔内的大学生来说,他们享受着父母的经济供给,也享受着校园廉价的生活成本,并不了解在城市里底层人民的贫困。他们的父母可能境况也并不好,我们也在想,能否用这样的报道,给白纸一般天真的大学生人群一些新的视角呢?

       报道发出后,引起了一定的争议,看到大家对报道中的现象进行了思考和讨论,我们很欣慰;对于公允的批评,我们欣然接受;对于断章取义的误解,我们不予理会。只是,有一个网友的评论让我久久不能释怀,他说:“你们这样碎片化的表达无法起到任何效果,你们应当做好资料收集存档,包括照片、文字、录音、当事人身份信息、联系方式等,尽量详细,反映给第三方媒体甚至政府,力求解决。”也有网友向我们询问受访户的联系方式,他们想要给予帮助。

       对于他们的善意,我们很感动,因为他们已经超越了记者“旁观”的姿态,想要实实在在地去解决,去改变。但是,在这里,我们也想说:我们是被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派出的跟访队伍,初衷了解中国大地上的经济状况,并面向公众传播,任何透露访员甚至当地政府信息的行为,对于这次大调查都将构成名誉及实质上的破坏。我们的保密协议书上,明确规定不得透露受访户的真实信息,我们在传播时也只能用化名。大家试想,如果受访户的信息面临泄露的危险,谁还会提供真实的经济数据?我们的科研报告如何准确?如何对这个国家的政策制定产生正面的影响?所以,在传播之外,请大家原谅我们无法做到更多。

       昨天,有个读者对我说:“我也曾担任过一定时期的社会新闻记者,这是个很虐心的职业,经常要和社会阴暗面打交道,但也无法全部曝光,更无法全部解决。我觉得,人应该有同理心,有担当,但同时应该承认,甚至部分容忍社会问题的存在,明确自己的能力边界,找到最好的回报社会的方法。”

                  

       我们的大调查,这么一大帮人不嫌麻烦,全国奔波,就是为了采集最真实的经济数据,挖掘深藏在中国经济表象下的“十分之九”,从学术层面影响社会,为政策制定提供指导,这就是我们回报社会的方法。

       我们或许缺乏经验,或许年少轻狂,但与那些只懂空谈的愤青相比,我们至少选择了在大热天走出空调房,踏踏实实站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

       记得崔卫平老师曾说:“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

中部报道小分队  蓝宁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