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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家人的背篓

8/28/2015 浏览量:208


       深山藏在云雾里,背篓藏在深山里,土家人的财富藏在背篓里。

       贵州省,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湿润的亚热带季风穿行过大片的喀斯特峰丛,孕育出星罗棋布的山间坝子。夏末秋初,高高的玉米杆挤满了坝子,细长的穗儿在微风中齐齐地飘摇着。漫山遍野,随处可见身形佝偻的土家人,他们背着1米多高的竹篓,去自家地里收割粮食,金黄的玉米棒塞满了背篓,垒得比人头还高出几十厘米。

      “我们家地里的苞谷(西南方言里,苞谷即为玉米),供养了一家七口人叻!”杨大伯谈起自己种的粮食,得意极了。他家有2亩耕地,又以70元/年的租金,向别人租了1.5亩地,全部用来种粮,主要是苞谷,也种些水稻,一年能产出上千斤。杨大伯种的粮食不卖给别人,而是被当做全家人和几头牲畜的口粮。“您对当前的食品安全放心吗?”听到这个问题,杨大伯乐了:“自己种,自己吃,有啥子不放心的?”

       杨大伯几乎全家务农,除了儿媳妇在广东打工,儿子们都在家帮自己干农活。“化肥、除草剂、农药、农膜、饲料……都有!都有!”他看到这道题特别亲切,如数家珍般列举了一年务农的所有用具,每年加起来大概要花去他2000元钱。这个一年四季在田间忙活不停的老农民,俨然将苞谷地视作自己的终身事业,“我口袋里一有点钱,就会拿去买肥料、种庄稼。”

      “那么,您有没有想过向亲戚或者银行借钱,扩大生产呢?”“哪个会借给我哟?亲戚都觉得我老了,怕我还不起,不敢借给我;银行里头认识不到人,根本没门路借。”“如果银行能贷款给您,您想借多少呢?”听到“假设”,这个淳朴的老农有些兴奋地掰着手指头,盘算着自己要借多少,还款之后结余多少:“我想借5000块,利息嘛,300块钱也可以接受。”不过,这兴奋的神色马上暗淡下去了:“都是瞎想,根本借不到。”

       在大山深处,这种自给自足的农户家庭不在少数:一家好几口人住在一起,以务农为生,田里那大片的庄稼足够管饱全家,却很少对外出售。由于地形闭塞,人们难以接触到外界花花绿绿的商品,也就省去一笔巨大的日用消费开支。杨大伯全家7口人,老老小小一年买衣服不超过1000元。他抬起脚,露出打着补丁的布鞋,憨憨一笑:“你看,这鞋也就二三十块钱。”很多在现代家庭想象得到的陈设,在这个山村里都显得有些多余,譬如他们自己砍柴烧火,根本不需要煤气灶,家里也没有独立卫生间,因为某些公共区域心照不宣地成为了厕所。

       农耕时代的生活方式遗留在这片土地上,村民很少看电视,不会用智能手机,平时除了劳作,更喜欢凑在一起,聊聊家长里短。外界的信息对于他们显得很陌生,访员的许多问题也让他们连连摇头,“听不懂你们在说啥子。”我们进村路过一面石墙,上面印着硕大的鲜红标语:“争取考上技术院校,从此走上致富之道。”在他们心中,考上职业技校,学一门实实在在的手艺,才能走出大山、过上更好的生活。

      二

  绕过峭拔的岩壁和迂回的溪流,我们一行人走出深山,抵达了中心县城。小县城被浩荡的乌江和巍巍青山两面夹逼,天色沉郁,有着荒凉萧条的地理观感。

       然而,县城里的一些建筑却与这种阴沉的格调形成了强烈的冲撞:山脚下分布着大片的工地,高大的钢筋脚架矗立云间,几排建到一半的楼房宛若青山前嶙峋的石窟,建筑废料被扔在一片无人看管的玉米地上。工地的围墙上标满了“中心之上,快享都市节奏”“沿河首座”“乌江商业中心”等野心勃勃的广告语,不远处一排灯光闪烁的售楼中心就是这一带最为高档的建筑。

       一个包着头巾的老婆婆,背着土家人特有的大竹篓,从一座空荡荡的新楼前踽踽走过。这次,背篓里装着的不是金黄的玉米,而是废弃的纸板箱,压扁后垒起来比玉米还高、还沉,老人家走得气喘吁吁。她说,附近的楼盘是去年开建的,儿媳妇就在工地上干体力活,自己每天捡些没人要的纸板,可以卖些钱,为全家赚取一些务农之外的收入。

       眼前这座地处偏远小镇的楼盘“去年才开始建”,按照广告语,却要承担“打造乌江商业中心”和“沿河首座”的辉煌使命。实际上,我们走过的中部地区,每个城市无一例外都有着铺天盖地的售楼标语,动辄“中心商圈”“水岸豪宅”,而建成的楼盘大多空空荡荡,人影萧条,名不副实,让人心生“卖地财政”一类的批判。

       然而,在这荒僻异常的少数民族自治县,这般“无视家底”、高歌猛进的楼盘经济,虽然也有缺陷之处,却显现出一种文明交替的“历史必然感”——因为,倘若没有眼前的机器轰鸣,这片深山就太荒凉了!兴建楼盘的需求带动了大量外地的车流和人流进山,也吸引了大批深山劳动力进城,人口流动的需要又刺激了交通状况的改善,盘山公路逐渐畅通起来。CHFS第129组的督导是沿河本地人,他感慨:“由于地形限制,贵州省交通很闭塞,这直接导致了贫穷。但沿河这几年发展得真的很快,尤其是交通。”随着山路的畅通,许多土家人离开了深山的苞谷地,去县城的工地甚至其他城市干活、领工资,或是开店、做小生意。他们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中脱离出来,走向了城市生活。

       土家人的背篓里,不再只是玉米和辣椒,也多了些五花八门的商品。

       在中部地区走访的二十天里,我们接触到许多从农村进入城市打工的人,也就是“农民工”。上文提到的土家人,他们顺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浪潮进入城市干活,大多数是打零工,并未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也可归入“农民工”人群。

那么,留在苞谷地里的土家人和外出打工的土家人,哪一种人生活得更好?进一步说,农民和农民工,谁活得更幸福呢?

       坐在土家族农民的对面,我们能感受到,他们身上并未背负着太大生存压力:老房子虽然破旧,却可避风雨;自家种的粮食虽然单一,却足可果腹;由于开支甚少,物价上涨对他们影响相对较小;家人在旁,给予他们亲情的温暖……

       但是,他们这种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方式又是极其脆弱的。一场干旱曾毁了杨大伯一年的收成,一场涝灾也曾将半个村子的房子都给淹了。有些老房子至今还漏水,里面的村民将我们当成了“焦点访谈”的记者,抹着泪求我们帮忙解决。除了生存环境的脆弱,他们大多数文化程度较低,教育条件落后,据杨大伯说,“村里高中的老师水平都很差。”

       然而,进了城,就真的能改善生活吗?随时面临失业的危机感、买不起房而居无定所的漂泊感、远离家乡亲友的孤独感、物价飙升的无力感、儿女教育问题的棘手感……进了城的农民工虽然能领到更高的工资,见识更精彩的世界,但他们却只是那个世界最底层的一员。故乡荒废的土地、留守的老小,可曾午夜潜入梦境呢?

       在我们看来,这些是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裂痕,我们无须太过沉溺于“故乡沦落的悲哀”这一类衰词,毕竟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演进是无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是,这些裂痕又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警惕过度城市化,警惕阶层的过度分化,警惕城乡的过度割裂,才能让土家人的背篓,在乡村和城市都承载它应有的重量。

文|中部报道小分队